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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臆“中 庸”

        是子

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道”，在给了我们一大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恪死教条之外，似乎只给了我们一项稍显灵活，但又似乎妙不可言，神秘莫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功秘籍——中庸之道。并以此作为盖世绝学而蔑视其它一切的处世哲学……  

那么，什么是中庸之道呢？它真的那么神奇么？它的现实功效究竟如何？它又做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经典范例？是啊，任何理论如果不和实际相关联，单纯地自我陶醉又有什么意义？

什么是中庸之道？什么是“中庸”？问题就在这里——要不怎么说它神秘莫测，不可言传呢——当你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的：历代以来，一个国学权威会给你一种解答；而另一个权威则会给你另一个解答；再问，又一个答复……即使今天，总体情况大致仍是这样的：要想找到它的严格定义，要想找到它的完整解释，要想找到一个获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统一的解释，实话说来，还真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即使在它的诞生地：中国。

既然这样，既然近乎所有的专家都这么说了，我们又能如何？似乎即使不尽理解也只好听之任之，任之忍之；他们说去，与我无关；修身养性，适己则已……但是，我们生活着，我们思维着，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自己存在的尊严！即使我们不是专家，即使我们并不知名，但是我们不能磨灭我们强烈的求证欲望！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作为！

在这样的总体原则下，经过细心的揣摩，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一种适合自己的做法：我们自己去翻翻“中庸之道”自诞生以来的并伴随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些“故纸堆”。既看到“中庸”的理论，也看到历史的印证，再在这个综合印证的基础上归纳概括你自己的结论——我们首先要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即使专家已有他们的定论，那也要经过我们如此这般的一个考证与确认的过程……这样，即使你仍然找不到中庸的满意解释，你也会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更及中国人的特殊品性有所了解，不失为你将在中国大地上生存行走的知识常识；或者在多少丰富了你的知识的同时也磨练了你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样做来，无论如何，都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都看到了什么？

首先，在中国通史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最初，在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个极尽圆滑周旋之能事，身服六朝而又无所作为却养老善终的，堪称“不倒神翁”的显宦胡焰。他的所作所为开辟了一道历史先河：做官做人竟可以这样？竟可以这么的神乎其神？！于是乎，人间的贫苦百姓抑或朝廷的艰难末官都开始钻研他的成功之道。他究竟运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神功秘籍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文武百官与平头百姓近乎得出比较统一的认识：他使用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的概念在此前已经诞生，大家正对它不甚了了，模棱两可，这下终于找到了事实的证明——把一种两面光光，左右逢源，折衷调和，和泥掺水，明哲保身，人情世故……的属性称作“中庸”。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实的甜头是甜蜜的。于是乎，由此开始，每朝每代、或大或小的官宦中都会有不少这样的既得利益者。逐渐逐渐地，这似乎形成了中国封建官场的一种基本属性，直至最后一个典型范例：清王朝后期的曹振甫……至于当今中国社会中是否仍然因为概念不清而仍在延续，每个人都会观察确认自己身边的情况，尤其在了解了上述的历史渊源之后，似乎已没有在此多说的必要……

当然，历史上并非没有对这种现象加以抨击的言论，指责他们不过是在拿原则作交易，最终受益的只有他们自己，是一种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但是，作为一种既得利益受益者，更加上为整个社会所无法辩驳的中庸的大名，大行其道者从来不乏其人——你骂你的，我做我的……那么，作为一种极其显著的社会现象，又担待了“中庸”这一儒家顶礼膜拜的名头，儒家的有识之士似乎就不能坐视不管了。他们是如何表态的呢？首先，他们严厉否定了这种做法是“中庸之道”的；其次，其次呢？他们也说不清楚任何的其次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是？中庸到底是什么……

于是乎，中国的历史就形成了这样的一道奇异景观：世俗层面上的中庸如同一条愈加汹涌泛滥的河流在中国大地上流淌，而一切的儒家人士，只能站在岸边，捶胸顿足，大呼小叫：这不是中庸！这不是中庸！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可耻的……但这些叫喊，尽管声嘶力竭，实在对奔流直下的浊浪汹涌不起任何的作用……于是乎，奔流的奔流了两千年，呼喊的也就在那里呼喊了两千年……直至今天，仍在延续；正不知止于何时，竭于何方……

好一幅宛然曼妙的生动画面！

通过这样角度上的一种历史回顾，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理论概括呢？似乎是：中庸，从来就没人说清楚过！没人真正理解过！要不怎么一个现实的例子都产生不了呢？两千年的时间足够长了，也足够说明既有的阐述近乎永远也不能产生一个现实的婴儿了。

现在，我们再来简述一下中庸概念的繁衍历史，由此可以更好地解析上述历史现象生成的原因，或者更能解析中庸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深层问题吧……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则是在于：“中庸”，它是孔子首创的一个概念——过后我们会予以说明为什么这样强调它是孔子首创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最为可信的资料《论语》中，这个概念仅仅出现了一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并且没有再多一句关于它的含义是什么的解释。这就是最最本原的关于中庸的基本史实。我们的一切分析剖白都要围绕这样的一个基点展开，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士的附庸作为理解的基点即或干扰的因素。

下面的历史是这样的：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一部叫做《中庸》的文章。现在的考订，它最早出现于秦汉之际诞生的《礼记》之中。

再往后来，到了宋朝，突然有一天，程颢、程颐兄弟俩个灵感浮现，自称认识到了这篇《中庸》的重大意义所在，并立即对该篇文章作了详尽的注释与个人理解的心得笔记；没过几天，朱熹老员外在看了二程的观点后也立即深受启发，于是埋下头来认真地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中庸章句》。然后，由于他的学问在当时是鼎鼎大名的，遂推荐给皇家参考，再由皇家钦定，从此，《中庸》成了儒家的最重要四部著作之一，并统一标称为《四书》，成为整个社会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据此，《中庸》的地位开始无与伦比，至高无上，影响深远……

但即使这样造成最广大的全社会的经久而隆重影响，都没有产生一个现实的婴儿；仍然只有世俗意义上的中庸的河流的愈加泛滥……

这就是大概的“中庸”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仔细一看，并不复杂……

在此插入一句：遍读《孟子》，我们找不到一句提及“中庸”的话语。也没见到一句关于《中庸》中反复强调的“至中和”观念的解释与演绎。由此看来，说孟轲看过《中庸》是没有依据的。而一般说来孟轲是子思门徒的学生，真要是子思作的《中庸》，那孟轲能看不到？能不深受它的影响？能不在言谈举止中有所表现？！能不对它评价一二？那他可真的有点数典忘宗了！所以说《中庸》产生于孟轲之前并且是子思的作品实在是值得怀疑、不合常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中庸》的形成，应该在孟轲之后。因为它也讲了“天道”，而这样重要的一个概念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产生出来的，而一旦能够有人能创造出这个概念，那他本人就会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阐发相应的大量言论，他会以此看待与论述诸多的问题与事情，那也一定要留下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可惜，没有，连著作及作者的名字都没有。从这个原理来看，《中庸》产生于孟轲之后，并杂糅借用诸多孟轲创造的概念……孟轲是始讲“天道”之人，孔子是从来不谈“天道”的，子贡曾经感叹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再者，《中庸》中“记叙”了许多《论语》以外的孔子关于“中庸”的解释，这是从哪儿遗留下来的呢？除了《论语》以外？须知：孔子当年基本处在云游四方的状态，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他的大部分思想感情都抒发在艰难流浪的路上了，哪能还留一份心眼，搞出另外一套神功，时时惴惴着隐瞒着颜回、子路等一班的门徒，再偷偷去拨打长途电话来密授孔鲤……所以，以《中庸》一文为参考理解“中庸”实在是不可靠的。

回头言归正传：现在的问题似乎更简单化了：既然二程、朱熹的顶礼膜拜都来源于这部假借子思名义的无名氏的《中庸》，而非孔子的中庸，并且在社会推广过程中也没有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及现实效应，我们只能绕过他们及《中庸》的一切，只有更加深入地拷问孔子才能得到一个达于孔子那样至极推崇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庸的所在了。

如何考据孔子的中庸？他就留下了那么一句话，再多一句都没有，你若还想从孔子的语录中找答案就只有根据你的理解生编硬造了。但是，一般说来，从他留下的那句可信的话中又找不到答案……

除了从语录与词义上考据就没有别的考据之路了么？我们能不能从孔子的言行身述中，进而从孔子的思想结构中找到他所意旨的真正的中庸的所在？即从他所具有、擅长、不尽推崇并不断实践的一些物事中找到他所认定并含指的“中庸”的所在？应当肯定，孔子的“中庸”，一定是在他的思想结构中确存的某种东西，而绝不会是他本身所不具有的一种东西！

从上面《吾臆孔子》一篇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大概的对孔子思想结构的解析。它解读出了这样的一个孔子：以追求思想的深刻为本质，并由此完成了一种心胸博大，意趣人性，文风卓著，独立高行的浑然一体的为人本体。在他追求思想深刻的方式方法中，基本上可归结为这样的两种倾向与方法：一，追求至极的深度。追求去掉一切表面现象的尽求深层本质的倾向与方法。二，尽求至恰至确的唯一性最终结果的做法与习惯——那是在极大范围内，在超乎一般人类标准（再内心感触着历史的，左近的，自己的一般的程度）的范围内，含括了近乎所有可能与潜在演变方式之后再加以综合考虑概括而得出的唯一恰确结果的一种倾向与方法。其第一种倾向与实践，与他终生的至极推崇相对应，应该就是“仁”的本意的所在了。而第二种倾向与方法，再经过更加细致与深入的分析与印证（稍后做出），就应该与他所标榜为“至德”的“中庸”的概念相对应了。

中庸，就是孔子实践中显示的追求“至恰至确”的方法与对那种“至恰至确”存在的意旨！

是的，孔子只至极推崇了两件物事：一个是“仁”一个是“中庸”，而他的所有行为言语也都是有这样两个最具特点的方法与特性：一个是深刻，一个是“恰确”，从最一般的形式逻辑的推导中我们也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仁”就是思想的深刻；“中庸”就是“至恰至确”！

应该着重指出与详尽论述的还有，孔子平生谈论与涉及的事物，并且是颇为深入与精透地谈论与归结的事物是相当广泛与众多的——他不象孟柯，只认得一个“义”字（实质上是“礼”的人的感情方面的活化），而把人性中的太多的东西都丢掉了——他所精论的领域包括了诗歌，礼教（多在剖析礼的本质，而不是讲解或规范它的具体的条例），政治，教育，学习，认识的方法论，个人的综合评定等等，稍后我们就会详尽论及，他在上述每一个方面都采取与做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超乎一般人类标准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种“至恰至确”。所以说，孔子的中庸是一种最一般性的，就纯粹观察与认识方法而论的，对所有事物与问题都尽求其“至恰至确”的唯一质核的一种方法和倾向。是一种带有最为广泛含义的特殊思考方法。

列宁在述及马克思之与辩证法的关系时说：马克思从未给辩证法下过任何正式的定义；但是，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却处处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的光辉……我们所看到的孔子之于“中庸”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可以说，孔子也是时时处处都处在这样意义上的“中庸”中言谈身述的。下面我们就来从孔子的诸多话语中指认他的这种“中庸”的行为，慢慢看吧，那也许真是一番“爱丽斯漫游仙境”般的奇遇呢……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样的对一首诗的精要的把握与概括，谁又能说它不是“至恰至确”的呢？似乎仅仅的“至恰至确”都不足以表述孔子的感悟的精准与妥帖——那是对整个人类神经颤动的如丝如缕的终极勾勒！是一次神来之笔！那是对复杂现实的唯一性灵魂的精准拿捏！那是对客观存在再加以主观意趣的人性再创造的美仑美奂的极品！那是很难再有人企及了的，闪耀着 “永恒” 的淡蓝色光焰的一座灵幻的仙峰！

是的，从这句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孔子的一种至求本质，并达于了相当精准而完美程度的超凡能力。那么，孔子在多少地方，又在多少时候运用了这种能力与方法了呢？它是否确是孔子既有的一种极其重要与核心的意愿，能力与方法呢？细细读来，我们会看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什么才是学习问题的最根本与最核心的要素？怎样才能切实做到学有所成？学以致用？抑或有所创见，有所建树？当我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凝神思考时，你想来想去，沉默了一段时辰，当你把古今中外的诸多名家的论断深切感悟一番之后，你会在孔子的这句话的牌位前嘎然止步，微微颌首，然后似有所悟地翻身投入现实的再度揣摩与实践中去了……只有在这时，你才会感悟到孔子的坚深与中肯，你才会感悟孔子在这问题上的“至恰至确”！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什么才是“为人师表”的终极标准呢？想来想去，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标准：学历，教龄，与学生之间的亲和力，昼夜批改作业的敬业精神，学生听课的上座率，对学生嘘寒问暖的厚道热情……只要你稍微想一想孔子的存在：一个融通万物，一以贯之的硕大思考者的存在，一个真正抓住事务的本质的思考者的存在，是的，能够自如地抓住事务的本质，能够灵活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这就是人类认识问题的一个初级台阶。只要你迈上了这级台阶，你就能心驰神往地期待与向往后面的一切广阔天地……正是这个台阶，你站在这个台阶之上，你自然就能引领学生走上同样的这个台阶，到了这个台阶之上，学生就会自由自在地向往自己的学习……孔子洞穿了这一切的学习机理，他用最直接与恰当的一个表征，规划了可为人师的最实在的标准。一个万古不磨的实在标准。“融会贯通”，师之本原！贯通知识，知识本身！不在其他！不在学历！

抛却一切的一切的表象的表象，颜渊说得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为质核，所以至坚！

 

“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公冶长》]

 

这也正是一种环顾周遭，苍茫历史，人伦巷陌之后的精准回答。他知道多少东西？我看看，我看看，啊，在那里，在那里……他所愚蠢的边界呢，呵，实在是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摸不到他的边际呀……这是在洞悉了他的全部疆界之后切中而发涵澹浑成的一种表述，带有边际感，但又不是绝对数学上的精确数字的丈量。但，足够了，模糊之中的精确，艺术中的精确，不过如此。艺术类的描述方式中的精确原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

 

好多事情都不是能够用数学中的数字来请确描述的，或者数学中的“群”的概念更适合一些吧。一种界定，一种原则上的界定与区分……“知”，一种界定，“不知”，另一种界定，玩弄这两种界定于掌股之中，大哉孔子！两团硕大云霓之间的叠合，其边界为孔子所拿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之？”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之？”曰：“教之。”[《论语·子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系统的完整性，自我筹建一个系统而非客观自成的一个认识系统；相互关系的递进性，完整递进系统中的核心要素……精确的唯一核心的把握，其余的第二位，第三位的排序……巨大心胸，叹为观止！

无论多么纷纭异呈的状态，理清了它们的实质，考虑了所有的因素，就能得到一个“涵澹一切，切中而发”的把握着最为广远范围内的统协一体的本质的核心。同时，孔子如果没有一种认定在无论如何复杂的一类问题中都具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唯一性的最恰确的本原的先存的一个意识的话，他就不能去做这样的一种工作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的——莫不如象对《关雎》一样，逐首加以评论算了。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应该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意识的：就是在所有事务中去归纳和把握一个唯一存在着的的核心。这种意识，应该就是“中庸”的核心及基础意识。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意识的基础上，“中庸”才能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概念。  

他的确先存着这样的一种意识，因为他在所有的方面、领域都这样做了。我们还会看到：

在评价个人，识人善认方面：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曰：“再，斯可以。”

 

精准到“一次”的数量级！这是“多之一分而不行，少之一分而不可”的精确拿捏！这是首先具有何其精准的一个系统才能完成的计算？！就人所具有的所有精确计算能力而言，又一种独特的精确的经典！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子贡，一个在文学方面颇有天赋且颇有造诣的人，关于他，在一般人决不是一言两语能够概括的，但孔子不光概括了，并且是统筹一切来说的：他的最大价值，最大特长，相应缺憾……最终用一个非常形象的物事：“瑚琏”，精准而生动地加以概括。轻松曼妙，尽在其中……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正不知多少人要为他们的好的方面——能没有吗？又应该何其突出——赞叹不已呢，但孔子，何其冷静客观地全面把握，涵盖一切，切中而发！这些，就该是他们的最根本特点。孔子，决非一个好好先生！

该批则批，该赞则赞，决不苟且，质求唯一。含混一切的唯一综合表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

 

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

 

哪个不是最现象的世界的背后的最核心本质？！“小人”的一个个方面的核心病症，无一不诊脉精确，切中要害！再多的病症，再多的问题，孔子看来，信手拈来——伦理神医！

信口道来，句句精巧；俯仰之间，无不中庸——“一以贯之”的完整境界中的孔子！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这几句语录，最能反映“至恰至确”就是“中庸”的意思。它明确涉及了“中”与“过”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稍加分析，必将确认：“至恰至确”是对于一种原则的绝对追逐，每一个原则只有一种“至恰至确”，非此，毫无疑义；必将形成这样或那样的不良结果……“中”，“中庸”，由某一原则决定的；并不是在没有原则区分的一个范围内的算术平均值！

就这句话而论，真要追究它的真实含义，我们必须考察更加深入的背景——必须从考察子张这个人的深层属性的基点来完整看待。如果我们把《论语》中关于子张的语条都找出来，进而勾勒他的人品形状时，尤其看到孔子对他这样的劝告：“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子张在平素就是一个言行过激，盲目孤傲，不善团结，不尽踏实的一个人。一个“过”字实际代表的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不是“好的过分”等等的意思，不是在某一个固定品性上的“过”与“不及”的意思。那么，对这样的一种现实，对这样的一种思想状况，对这样一种思想状况的形成，我们当然要认定是由某一原则使然的——子张的某种较为偏激的做人原则使然。在这种原则上，即使子张在表面上尽量克制、尽量温文一些也是毫无意义的——他骨子里的原则没有变，他早晚会憋不住的……而若想做一个不尽偏激的人，就要摒除某种做人原则；而另外选择一种原则才能实现。这是原则之间，这是不同原则之间进行遴选的一个过程。而绝不是一个在一根平滑的尺子上挪动一下标记刻度的过程。

所以说：中，是由一个原则单一决定的，在某一原则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唯一的精确值——首先是原则的选择。

同样，子夏，纵观《论语》中的反映，是一个对诗歌很有造诣，只顾钻研其中而对行为做事谨小慎微的人。是的，他也有他的做人原则，而这个做人原则多少有些琐碎与猥亵。这种人，你让他“过”一点，让他更豪放一点，单纯在口头上说说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同理，你必须改变他的诸种基本观念。

所谓“在所有原则之间进行遴选”，还原到现实的情况，是在为人做事，看待世界的观念上有所变更，有所觉悟……当然，思想原则上的对比、感悟、认可、向往等过程是一件非常复杂与艰难的事情，更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事情，并且更是一种深层认识论的在范畴之间转换的过程。这方面，在第一篇文论中有所简述，在此不多说明。

在孔子眼里，看到的也都是他们在原则与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孔子多次和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上述“遴选”性的建议，而非“游标”移动性的劝告。这些都可作为上述理解正确的绝好的证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卫灵公]

 

加上上面引用的那条语录，孔子不是始终以“忠厚些”的“原则”调教子张？并未单纯让他克制、收敛——那样就是“移动游标”的做法了……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孔子在教导他做人要大气一些，看待问题要大处着眼——“君子”与“小人”之分，正常理解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并不是简单的“你再勇敢一些”云云；那实在是一句空话——没有原则的不着边际！

“过”与“不及”不过是在某一时间里面的简略表述，但实在太多的人把它理解成一根卡尺上的游标移动了……

 

欲速则不达[子路] 

 

速，快，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各种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它独特的它自己内在因素决定的机理，快与慢，都取决于对这一机理的掌控情况，必须在机理的层面上讲究快慢。现实之中，机理理论，莫不如是！把握机理，就是中庸！所以，“中庸之为至德”！不能舍本逐末！

《中庸》里的“执其两端而用中”是一种没有原则的算术平均过程；它与孔子的作为，与孔子作为中显现的“中庸”无关！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在那个尚无科学精神与科学成果的年代，一个“不言”的总体态度，不正是当时整个人类最为恰当的态度吗？不也正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最为坚实的实践运用吗？这些，不再只是话语层面与分析层面上的中庸；这已上升为行为原则上的中庸！这是一种绝对贯穿于自己生命中的中庸！这是一种俯仰天地之间的万物万事之中的中庸！并且是对未知领域的一种至恰至确的中庸！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这些都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贯穿所有行动中的体现。也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的透彻体现。“实事求是”是什么？是求得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客观存在的真实，往往就是一个唯一的精确存在，有诸多相互制约关系决定。

这种苛求真实，这种苛求客观存在中的唯一性真实，它摒除了人类无谓的自高自大，还原为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人类本原。而这个，正是人类在宇宙中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态度——又一种硕大的唯一，又一种硕大的中庸！

 

至此，我们论证了如何把孔子的“中庸”理解为一种“至恰至确”。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似乎还应该做出更进一步的引申论证：这种“至恰至确”是不是一种孤立的思考方式及哲学概念？它是否与以西方古典哲学而来的当今主体哲学相关连？如果是相关的，它又是西方哲学中的哪个概念的变形？或者说它与哪个西方哲学概念是内在相同的？如果有，如果它是与西方哲学的一个概念甚或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是本体相同的，那样才是最终形式的对孔子的完整解读与对中庸概念的完整理解。也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明了孔子的伟大程度！

一方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就一般世俗层面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孔子的存在，对我们每个有所向往的中国人，或者对一个尊崇文化及至哲学的民族来说，都是一种更大的鼓舞与鞭策。

 

（中略）

 

通观孔子的思考方式，前面已经说了，正是把一个问题的所有相关因素全部考虑在内，再经过一定的综合整理，得出一个涵澹一切，切中而发，至恰至确的唯一结论。这无非是在常规视界里最广远地选取素材的过程，这与上面述说的拓展非常规素材空间的做法是一体相通的——先是最大限度地搜找常规视界里的素材，实在不足以解决问题了，就要拓展素材的空间……之后也是相同的思考整理过程，精妙的构建，恰如其分地构建——参照客观，参照素材至恰至确地构建……

 

孔子，在随意间阐说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终极真理”、“唯一真理”——虽千古而不磨！

 

大哉孔子！大哉中庸！